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突袭沈阳。自此开始，中国进入14年的抗日战争历史时期。1937年手机股票配资，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一时间华北、华东地区大量人员和战略物资仓皇西迁。
在这场规模巨大的迁徙中，长江水道成为交通主通道，维系着中华民族生死存亡。长江航运全行业紧急动员，他们不畏牺牲、舍生忘死，昼夜兼程、逆流抢运；他们以风帆为盾，以桨橹为枪，在纤绳的震颤与锅炉的轰鸣中，直面敌机轰炸与激流险滩，以血肉之躯守护家国命脉，书写了抗日战争中恢宏壮丽的航运史诗。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让我们再次回望那一段兵凶战危但英雄辈出的烽火岁月。
抗战大后方的交通命脉
东北沦陷后，日本侵略军步步进逼。日本发动更大规模战争、全面吞并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中日必有一战”成为当时社会的普遍共识。在对日备战过程中，“川滇黔”三省战略大后方的地位逐步凸显。
然而，当时东南沿海与四川盆地的交通联系，却面临严重瓶颈。铁路方面，四川境内仅有一条全长16.8公里的铁路。公路方面，有一些公路在四川宜宾、泸州等地与长江水道衔接，但西南地区地势陡峭，重峦叠嶂，公路通达有限，很多地带依赖人挑肩扛，不能满足紧急时刻的大规模物资与人员转运需求。航空方面，1937年中国民航仅有飞机29架，仅能承担少量紧急的运输任务。
展开剩余89%在铁路、公路、航空均无法成为主力的情况下，长江水道的战略地位被推至前所未有的高度。彼时长江上，大型轮船和传统木帆船并驾齐驱。轮船方面，轮船招商局作为最大国营航运企业，1936年拥有大小船舶84艘，86381总吨；民生公司有船46艘，18718总吨；政记、三北等民营轮船公司也有一定规模——政记轮船公司有船23艘，40786总吨；三北轮船公司有船15艘，31810总吨；此外，还有中威、华新、合众、三兴、大达、肇兴、天津、永安、华胜、大通仁记等轮船公司。除去江海巨轮及其他航线的船只，长江干支各线的轮运能力约为32万余吨，是长距离、大规模运输的重要力量。
与此同时，十数万计的木船活跃在长江上，据《长江航运史》记载，当时沿江川、鄂、湘、赣、皖、苏、浙七省，大小木船约17万只，仅以平均每船五吨计算，总吨位在85万吨左右，运力超过轮船；而依靠木船运输为生的人口，约在100万人左右，这个庞大的民间运输群体构成了支持战略运输的生力军。
战云密布，山河板荡。长江上史无前例的战时大抢运即将展开。
日军沿长江西侵
长江上的运输总动员
1937年11月，淞沪会战失利，日军从长江口入侵大势已成。11月9日，中国军队从上海撤退；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告迁都重庆。
自此，政府机关的公文档案、兵工厂的机床设备、民营企业的生产器材、高校的图书仪器、博物馆的文物珍藏，以及数十万扶老携幼的难民，共同踏上漫长的西迁大后方之路。
抢运的序幕从中国工业核心——上海率先拉开。当时，上海不仅是我国的经济贸易中心，也是最大的工业中心，符合工厂法规定，有50名工人、10匹马力以上的工厂就达1279家，占全国总量的1/3以上。然而当时江阴航线已被沉船阻塞，上海以上只剩两条航路可用：一是由苏州河经苏州到镇江，二是由黄浦江经松江到镇江。受限于通航条件，厂家须先雇木船进行托运，至镇江后方有轮船接应，小巧灵活的木船成为运输主力。期间共计动用499艘木船，它们装载着机床、齿轮、电机等精密设备，依靠船工摇橹、拉纤及风帆助力，在河道中负重前行。
截至1937年11月12日上海失守，上海共计拆迁民营工厂146家，安全运达武汉的机材共14600余吨，技工2500余人。其中，顺昌机器厂、大鑫钢铁厂等五金企业、吴蕴初的天字号化工企业、冠生园等食品生产线等沿长江向后方转移。
几乎与上海同步，南京也启动紧急西迁。除政府机构和人员外，中央大学将图书、仪器装箱用怡和、太古的轮船运出，全体师生搭乘招商局的客轮，去往武汉。航空教学用的飞机、科研用的牲畜良种……都和师生们一起，踏上了西迁的轮船。金陵兵工厂机器设备1000多台，职工2800余人，走水路直运到重庆。杭州飞机制造厂、南昌飞机制造厂、九江光大瓷厂、中华火柴厂、芜湖植物油料厂等一并启运。
1938年初，徐州会战失利，武汉形势日趋紧张，“所有战区附近兵工厂重要器材，约有8万公吨，亟谋运出”。这8万吨器材，包括由汉阳铁厂、上海钢厂组成的钢迁会器材5万吨及兵工署的厂矿3万吨。1938年5月开始，“宜渝段由民生公司承运，汉宜段由航联处承运”。其中汉宜线运输任务由招商、三北、大通、大达等公司承担，江新、江顺、清浦、凤浦、大豫等大江轮参与其中，这批货物最终花费近6个月，在武汉沦陷前运抵宜昌。
轮船招商局进入川江的江汉、江新、江顺轮
同时，武汉地区大量民族企业，机器厂、炼钢厂、水泥厂、煤厂、纱厂等也纷纷开展内迁工作，著名的如汉阳铁厂、周恒顺机器厂、隆昌染织厂、大冶煤矿厂、南洋烟草厂、裕华纱厂等等，它们或迁往湘西，或奔赴四川。
1938年11月左右，大量器材囤积宜昌，长江的抢运进入最危急的阶段。随武汉大学入川的叶圣陶看到了宜昌码头堆满的大批器材和大量难民，写下了诗句：“对岸山如金字塔，泊江轮作旅人家。故宫古物兵工械，并逐迁流顿水涯”“下游到客日盈千，逆旅麇居待入川。种种方音如鼎沸，俱言上水苦无船”。
宜昌大撤退期间的街头景象
抗战前夕的宜昌码头景象
民生公司将宜昌至重庆的700公里航程按照水深分为3段，大型设备、成套物资直接运送到重庆，一般物资及设备送至万县，其他物资送至三斗坪，这样快船便可朝发夕至，当天往返。同时，增设南沱、三斗坪、青滩、香溪、巴东、巫山、奉节、万县等转运站，缩短航程；开辟码头，增设驳船、起重、装卸设备，大量招募搬运工人，以减少物资的囤压。川江枯水期来临前的40天抢运，民生公司将2.9万吨器材运出宜昌；两个月后，只余兵工器材2万吨；160天后，完成宜昌地区的所有物资抢运工作，并在万县、巫山等地进行了疏运工作。1939年10月底，运到重庆的兵工器材已达78687.10吨。这些器材分属兵工署管辖的多家兵工厂，以及迁建会、航空兵器研究处、炮兵技术研究处、百水桥精密研究所、弹道研究所、开封实验工厂、陕西第一兵工厂等20个兵工单位。他们在大后方迅速投入生产，为前线提供武器装备。
抗战期间重庆朝天门码头
直到1940年6月宜昌失陷，民生公司的轮船、招商局入川的部分大型江轮等以及大量木船一直在川江上持续运营，进行人员与物资的疏运工作。
不能忘却的巨大牺牲
集中性的长江大抢运，自1937年8月10日前后上海轮船撤入长江开始，至1940年7月底民本轮从宜昌三斗坪运送青铅入川止，共计23个月，700多个日日夜夜。在这700多个昼夜中，长江干线、湘江、沅江、洞庭湖区、赣江、嘉陵江等支流上，各家民族航运企业的员工，个体木船船工，各港口、工厂的搬运工和装卸工，川江沿线的纤夫……长江航运全行业不休不眠，全力运转。
作为当时最大的国营轮船公司，招商局轮船几乎全被征用。招商局所有员工、江海船舶、仓库栈房参与到抗日救亡中，积极抢运物资、后撤人员、开展联运、开辟新航线、经营大西南……据统计，从淞沪会战到武汉失守前夕，招商局共抢运军民94万余人、军工物资商货47万余吨。它也是所有航商中损失最大的一个，抗战期间，招商局共损失大小轮船、趸船、驳船73艘，计88952吨，其中包括要塞沉船18艘，计34520吨，沦入敌手的大小客货、趸船、驳船共42艘，计34142吨，被敌机炸毁的13艘，计20290吨。
民生公司在抗战中共向大后方运送了百万计的人员和数十万吨物资。总经理卢作孚这样形容宜昌大撤退时的转运工作：“没有停顿一个日子，或枉费一个钟点”，“每晨宜昌总得开出五只、六只、七只轮船，下午总得有几只轮船回来，当着轮船刚要抵达码头的时候，舱口盖子早已揭开，窗门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早已举起，两岸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拖头已靠近驳船。轮船刚抛了锚，驳船即已被拖到轮船边，开始紧张地装货了。两岸照耀着下货的灯光，船上照耀着装货的灯光，彻夜映在江上。”员工们争分夺秒，将物资送往后方。抗战中，民生公司也遭受了重大损失，16艘船舶被炸沉、炸毁，117名船员牺牲，76人致残。
正在抢运人员物资的“民元”轮，1940年9月3日，该轮在巴东被日机击沉。
除此之外，三北、大达、华新、合众、肇兴等众多民族航运企业都遭遇了空前损失。
1938年10月，汉口航政局在云阳兴隆滩建起了川江第一座人力绞滩站，装置大小铁质绞盘各一部，可对上行1000吨以下的轮船和木船施绞。1939年1月，青滩绞滩站在岸上设置高压蒸汽锅炉作动力，建起了川江第一座机械绞滩站，对3000吨以下的船只实施机械施绞过滩。此后，泄滩、滚子角、獭洞、牛口、东洋子、庙基子等6座绞滩站相继建成。川江绞滩站通过人力和机械助力，使得川江航运能力和运输效率得到了显著提升，确保了长江大抢运在宜昌沦陷前基本达成目标。
川江里的人力绞滩站
最应该被铭记的还有无数的木船船工。对于木船，如今我们已经很难找到系统完整的记录，只能从零星的史料中发现它们的身影。木船虽然单船装载量不大，但数量众多，当时长江木船的总运力超过轮船。此外，木船吃水浅，机动灵活，特别是在蜿蜒狭窄的川江水道，木船拥有比轮船更强大的适航能力。武汉大撤退和宜昌大撤退累计征集2000多艘木船转运工厂物资，福新面粉厂、华生电器厂、大公报、南洋兄弟烟草等公司都采用木船进行转运。但是，在与轮船相比，木船的安全性较低，在汹涌的江水中极易翻沉。木船船工们不仅要承担强度极大的驾引工作，还要受到敌机的轰炸和各种势力的盘剥。
民国时期的长江木帆船
仅举一例，江苏船民贺福顺、杜尚荣在淞沪会战后，各驾木驳一艘，运送京沪物资来汉，后来江苏、安徽相继沦陷，他们不愿意以运输工具资敌，便留在武汉，受雇于武汉厂家。两驳由华成电器厂承租，运送电机往宜昌。行至城陵矶，敌机来袭，贺福顺船被炸中沉没，物资全部损失，杜尚荣船受损严重，舱面机件全部落水，两船各被炸死一人。于是两船船民20余人挤到一条船上，继续上行。上驶途中又遇上劫匪，船上物资被劫去不少；行至沙市又遇兵痞，贺福顺侄子被打伤，血流不止，经此船上货物所剩无几，但终将机电等贵重器材送至宜昌。
最保守的估算，长江沿线参与战时大抢运的木船数万艘次，因轰炸、被征用于构建阻塞线以及各类海损事故等原因损毁的将近千艘，而付出生命的船民亦数以千计。在国家危亡的关键时刻，长江木船船工秉持民族大义挺身而出，在日军的枪林弹雨中，以蚂蚁搬家的执着和坚韧，以巨大牺牲换来大后方的重建，他们毫无疑问是长江大抢运中的中坚力量之一，是民族脊梁上的一根坚骨，是长江上值得永远铭记的无形丰碑。
一场近乎举国的西迁行动背后，是长江航运全行业的鼎力支撑，这一古老行业在危难之际逆流而上、负重前行、殊死拼搏，为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立下了永垂青史的卓越功勋。
来源：长江航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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